抗日英雄朱亚民

“威震敌胆真英雄，峥嵘岁月汗马功。”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时，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给朱亚民书赠了此条幅。14字高度概括又恰如其分点赞了朱亚民驰骋东海之滨充满传奇色彩的抗战事迹，他带领11人小分队在浦东平原以大无畏的勇气和机动灵活的战术，依靠群众，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斗智斗勇，使敌人闻风丧胆。他和他的淞沪支队作战故事在川、南、奉地区脍炙人口，朱亚民也被称为浦东的“李向阳”。

朱亚民

朱亚民原名朱才林，家住常州戚墅堰石家桥。其父在上海码头做苦工，祖母、母亲在上海当奶妈，做佣人。朱亚民在14岁那年，为了生活，他虚报2岁，进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厂当徒工。由于文化水平低，他每天工作到晚上8点半下班后，跑步到曹家渡的肇基中学上9点开始的夜课，一直坚持了五年。1936年9月，朱亚民随中华印刷厂迁转香港。1937年初，朱亚民以“朱复”的化名参加了香港印刷业工会。6月，香港印刷业工会成立，朱复被选为执行委员、监察委员。1938年3月入党，当时22岁，任香港印刷厂任党总支组织部长。不久，中华印刷厂香港分厂解雇来自上海的1400多名工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历时7个月的反解雇斗争,震撼了香港，震动了全国和东南亚。朱复在反解雇斗争中无暇顾及家庭，不满4岁的大儿子因病而夭折。

为了防止港英当局和国民党反势力对反解雇“活跃分子”进行搜捕，党组织决定让党员骨干转移到新的战场。于是朱复道别刚怀孕的爱妻潘兰珍，带领20多人的“抗日服务团”抵达孤岛——上海。一天，朱复在马路上碰到“抗日服务团”里去江抗的俞姓工友，俞因吃不起部队的苦，开小差回来了。朱复及时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由于朱复的身份可能已暴露，为了安全，组织上要他马上离开上海，并改名为“诸亚民”。大家习惯称其“朱亚民”。

1940年5月初，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朱亚民与抗卫二大的大队长连柏生接上关系，到部队后的公开身份是抗卫二大政治指导员，开始了军事斗争生涯。1941年春，朱亚民和金子明、张席珍参加“江南参观团”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学习。1941年5至9月，浦东900多指战员南渡浙东，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因浦东地方武装缺乏军事干部，党组织决定让朱亚民回浦东坚持打游击。于是,朱亚民把南汇四团仓、黄家路一带的地方常备大队的十四、十五两个中队集中起来，正式组建成五支队第五大队，共四五十人。大队长由周振庭担任,朱亚民任大队副。部队主要活动在南汇、奉贤及川沙的张江栅一带。

1942年8月底，浦委和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第五大队最后一批南下浙东。9月上旬，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向五支队第五大队大队副朱亚民交代了返回浦东开展反“清乡”斗争的任务。具体任务是由朱亚民组织一支短小精干的武装工作队，在浦东敌人的“清乡”篱笆墙封锁前插进浦东，高举我党的抗日旗帜，深入敌人心脏地区坚持斗争，打击日伪，保护人民。朱亚民接受任务后，马上从部队挑选李阿全、金文华、路秋如、张宝生、董金根、许培元、顾才松、唐宝生、王志欣、徐宝生、陶生祥11个人的小分队，换了10支短枪，从古窑浦悄悄进入浦东“清乡”区，在新的斗争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开展武装斗争。

那时，伪上海特别市里设“上海‘清乡’地区封锁管理处”（后为“‘清乡’事务局”），并将南汇、奉贤、北桥3个伪区公署改为特别区公署，各自设封锁管理所。在第一“清乡”区域四周围竹篱笆，全长约167公里。并在南汇、奉贤、北桥的19个通道上设置大检问所,几十个次要通道配置小检问所，对来往行人、车辆及物资实施检查。日军把奉、南、川三个县3/4的土地团团封锁，企图把抗日力量彻底歼灭。

朱亚民带领小分队三下浦东，与盐行乡的伪乡长乔阿五接上关系。之前五支队去浙东时来不及通知的黄志英、朱刚、陈金达、张正贤、卫民等也陆续归队。小分队到浦东不久，一举歼灭国民党顽军陈龙生部，又处决了日军护持下当上伪大团维持会会长的韩鸿生，夜袭了奉贤苏家码头“检问所”，镇压了鹤沙镇上的一批汉奸。捷报频传，震动日伪，鼓舞了浦东人民支持抗战的决心。朱亚民依靠当地的基本群众，到各村广泛宣传反“清乡”的道理，动员和组织农村中热心抗日的青年，成立党的外围组织“兄弟会”，恢复和建立联络站，整顿情报网。在正确政策的感召下，一些伪镇长、乡长也纷纷向五支队打招呼，声明他们不是“真汉奸”，愿意给五支队送情报，送子弹，帮助征收抗日捐税。

从1942年9月到1943年8月，这一年的浦东反“清乡”斗争非常残酷，五支队处在绝对的敌强我弱且几乎被团团围困的险恶环境之中，其他各种各样的所谓抗日队伍全部没有了。工人出身的军事指挥员朱亚民在浦东领导2年多的游击活动中，不仅在军事方面从不懂变得熟悉起来，而且同奉贤、南汇、川沙当地的老百姓，包括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这是取得反“清乡”一周年胜利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胜利积小成大，五支队在“清乡”区与敌伪斗争的一年中，使日军建立起来的近百个据点缩减到二三十个，五支队从12人发展到100多人，拥有机枪4挺、长短枪70多支。

在大大小小几十次的战斗中，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是北宋突围战。

1944年3月27日，浦东支队在南汇县朱家店伏击战，击毙了收税的两个鬼子和一个伪军，另一个伪军当了俘虏。朱亚民担心敌人反扑报复，于下午3时许，浦东支队先向坦直方向转移，又改向奉贤县北宋村宅前进。

北宋宅地形复杂，群众基础好，是游击队的根据地之一。北宋村民看到半夜冒雨前来投宿的游击队员时，纷纷开门让指战员们进屋休息。朱亚民集中队领导开会后，安排当晚及明天活动后就休息。

28日拂晓，日军得到暗藏在北宅的坐探情报后，调集新场、周浦、大团、六灶、川沙、南桥、奉城等地近千兵力向北宋“分进合击”“铁臂包围”，妄图一举全歼浦东支队。而被围北宋的部队，仅有300余人，敌我力量悬殊。朱亚民安排部队分三路突围。在这场激烈战斗，浦东支队击毙敌人20余名，伤敌30余人。我方也付出惨痛代价， 20多名指战员英勇牺牲，庆幸百姓未亡一人。游击队在北宋人民的协助下，掩埋了烈士的遗体。敌人占领北宋后，连续搜查了4天，并把北宋村107间房屋焚为灰烬。北宋战后不久，浦东支队从“爱国捐”中拨出专款，用2个多月时间，重建了家园。

浦东地区最著名的一战是朱家店战斗。1944年8月21日，周浦镇据点出动一个小队47名日军，配合南汇、新场据点的日军进行“清剿”。这次伏击战，从打响到结束，不过1个小时，共歼日军34名，缴获掷弹筒1门、机枪2挺、九九式新式步枪十多支(这种枪是当时日本最新式步枪，可以打飞机)，其他枪支二十多支，弹药四百多发，还有太阳旗、望远镜、子弹盒、钢笔、钞票等东西。这次战斗是敌人占领上海郊区以来，被浦东支队一次性消灭日军最多的伏击战，中共浙东区委对这次伏击战评价很高，在《新浙东报》上专门作了报道。全国解放以后，这一战斗被总参谋部军训部、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作为步兵连第一个优秀“进攻战例”写进教材。

朱家店伏击一战，对浦东的日军打击很大，日军进入浦东以来，从来没有遇到如此大的厄运。因此，那些小据点的日军全部撤退到大据点，少数日军也不敢出来“清剿”“巡乡”了。南汇县城里有5名日本兵听说要下乡扫荡，就上吊自杀了。南汇、大团据点里有两个翻译逃跑，伪军向浦东支队打招呼，刘铁城部下主动找朱亚民表示“不再为敌”。敌伪的第三期“清乡”也就破产了。浦东支队深得民心，部队也有了新的发展，基本控制了浦东农村地区。

朱家店纪念碑

1945年8月20日到1946年夏，因朱亚民在七宝镇攻打伪军李英杰部战斗中负伤，组织上为了防止敌人造谣和轻举妄动，把朱亚民秘密隐藏起来，对外决对保密，并将他送到上海，后转移到苏北养伤。后来，朱亚民在组织安排下，走上了艰难的北撤道路。

淞沪支队奉命北撤的时候，朱亚民由12人小分队发展到千余人。如果再加上从浦东发展到浙东，以及浙东几次来浦东扩军的人数，那还要多上好几倍。支队的武器，自己用的、送走的、留下的，共计不少于2500支（挺）。在淞沪地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淞沪支队主力总共歼灭200名左右日本兵和1500余名伪、顽军，此外还策反了数百名伪军起义。在这艰难困苦的抗战中，淞沪支队主力也有100多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多数是在浦东牺牲的。

解放后，朱亚民历任松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嵊泗列岛军管会主任、太湖剿匪指挥部指挥员、军队转业干部速成中学校、江苏省工业厅厅长、盐城公署专员、苏州市市长等职。1975年11月离休。2012年11月逝世，享年96岁。

朱家店战斗入选《步兵连战例选编》

我的戎马生涯（朱亚民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