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三地的“边抗四大”

作者 李国妹

1937年8月13日，震惊世界的淞沪会战爆发。淞沪会战沦陷后的浦东，于1938年在党的领导下组建起多支抗日武装，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英勇抗敌，担负起“守土抗战的责任”，书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华章。其中，有一支与浦东地区其他几支抗日武装不一样的部队称“边抗四大”，1937年底创建于宝山的小川沙，发展壮大于浦东的潘家泓地区，1940年2月在崇明遭解体，“边抗四大”从创建到解体，仅两年多时间。

“边抗四大”是宝山县川沙镇的陆祥生（又名陆阿祥）在家乡拉起的一支抗日队伍。

陆祥生肖像（沈平绘制）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陆祥生在上海苦心经营的“陆顺兴鸡鸭行” 被战火摧毁，于是他回到老家宝山小川沙。1937年冬，陆祥生在小川沙徐家湾拉起了20余人的武装，当地老百姓管他们叫“陆阿祥部队”，因陆祥生多次袭击日伪政权机关而遭日军追捕。为了摆脱日军追捕，1938年7月13日，陆祥生在浏河口召集旧部26人，分乘两条木船前往浦东小圩滩。

陆祥生为了能在浦东落脚，就挂靠在浦东草莽出身的张惠芳（又名张阿六）部。当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任命张惠芳为“边区民众抗日自卫团”司令，陆祥生的部队就被编为“边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四大队”，简称“边抗四大”也叫“边抗四大队”“四大队”，陆祥生为大队长。

“边抗四大”成立后，陆祥生与同系统的“边抗二大”第二中队长黄振明部取得联系，又拜访了青帮旧友邓野弟（又名邓继禹），要他帮助招兵买马。邓野弟就把蒋厂（音han 汉）牧、苏锦文、钱国仪、黄玉等十几人都动员加入到“边抗四大”。因黄振明强抢朱家店一民妇为妻，于是边抗四大根据群众要求派部队缴了二中队的枪，教育争取到30 多人带枪参加了边抗四大。张惠芳对陆祥生敢怒不敢言，就派他的徒弟蔡镛、陆章生等30余人，由蔡镛为中队长，归属边抗四大，名为加强支持，实为控制边抗四大。

到8月底，边抗四大有了近百人的队伍。根据人员的补充，陆祥生及时调整了领导班子，大队长为陆祥生，大队副为朱光，秘书为蒋厂牧，军事教官为苏锦文，政治干事钱国仪。下设三个中队。

边抗四大的蒋厂牧、金谷、黄玉等人希望能把边抗四大建成真正的抗日队伍，于是把林钧介绍给陆祥生。林钧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足智多谋的革命家，他是川沙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

1938年9月，陆祥生由黄玉和苏锦文陪同与林钧在上海见了面，陆祥生听了林钧讲的道理，他当即表示边抗四大愿听从共产党的领导。于是，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和林钧派来了许多干部充实到边抗四大，如魏继先、徐水平、徐公鲁、陆义征等，上海华华中学和松江中学的同志一部分在大队机关工作，大部分在各中队担任军政领导骨干，还有一部分到地方做群众工作。

随着实力的增强，陆祥生重新排列了领导班子，他们是：大队长陆祥生，大队副朱光，秘书蒋厂牧，军械主任瞿剑白，政训主任徐水平和政训员徐公鲁、杨文铨、吴侠等，政治干事为黄玉、钱国仪，还设立会计处，大队参谋魏继先，财务主任杨辅庭，军事教官苏锦文，副官处有金贵和顾福祥等，大队政治领导人就是林钧同志。陆祥生因常年在外做军火生意，负责部队的枪支弹药和后勤给养，所以无暇顾及部队。

边抗四大下设有特务中队和五个中队。特务中队，驻防界河一带，中队长蔡镛，中队副杨芝清；一中队（又称海防中队），驻吴淞口外石头沙一带，中队长马斯达；二中队，驻潘家泓、薛家泓一带，中队长张炎根，中队副黄玉；三中队，驻薛凉亭、顾宅一带，中队长汪文祥；四中队，驻宝山、罗店沪太路西南一带，中队长李杏生（是北川沙罗店人）；五中队，驻二灶泓一带，中队长周林生，中队副金谷同志。赵熊是区队长（第一区队长）。到了1939 年夏金谷调任第二中队长后，赵熊提升为第五中队副。大队部文书杨林成，担任情报工作的有顾祥根、刘心良等，通信联系等工作由上海来的陈祥馨负责，还有当地的张湛、朱立、高中民、陆平等同志。军械处还设立一个短枪队（就是辎重队），由朱印天负责，班长何银香、徐寅生（农民出身），司务长缪阿三和其他几位同志。还有一部分到地方做群众工作。大队政训处为了加强对部队的领导和政治教育，抽调一些进步青年和骨干建立教导队，进行抗战教育。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抗四大在宝山、川沙等地区，坚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在敌后打击敌人，在复杂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得到锻炼、发展和壮大。尤其是在浦东地区，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朱家店伏击战第一枪。

边抗四大的壮大，引起敌人的不安。驻南汇祝家桥镇伪军部队“忠救军”第五大队徐承德部，他们经常向边抗四大的三中驻地发起进攻，还缴了三中的枪。于是，边抗四大派部队进行反击，徐承德战败后率残部逃出祝家桥后，后被我苏北新四军消灭了。

边抗四大为了保护渔民、商人的利益，抽调一部分武装力量，组成出海作战队伍，由蒋厂牧、徐水平统率，黄玉和苏锦文等出征，攻打了横沙、长江口伪哨船等。

最有影响力的是1939年3月10 日（农历正月廿日）南汇县城保卫战，边抗四大与保卫四中合力相助打败日伪进攻南汇县城的驻军第一支队李文元部。这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官兵的士气，激发了民众对两支部队的信任。

1939年5月，大队长陆祥生下令枪毙了搞两面派手法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蔡镛。张惠芳不肯善罢甘休，下令通缉徐水平和一批进步学生，并欲用武力解决陆祥生的边抗四大。陆祥生经过深思熟虑，与张惠芳谈判“讲和”，付出了不菲的代价，边抗四大也从此彻底割断与张惠芳的一切关系。随后，边抗四大除浦东川南地区的瞿剑白负责的一个辎重队，五中队长周林生留浦东外，其余的由林钧、徐水平、蒋厂牧率领400 余人渡海到宝山小川沙。

边抗四大在沪太路两侧活动不到一个月，就被日军和汉奸发觉。在罗店，边抗四大遭到日军疯狂的围追堵截，领导人徐水平、徐公鲁、张光义等不幸被俘。日军又频频扫荡，7月7日傍晚，林钧、蒋厂牧被迫率边抗四大300 余名官兵开赴崇明。为了避开日本侵略军的海岸戒备和巡逻舰艇，经验丰富的船老大带着船队在海上漂了两天。行至半途，又遇风潮不顺，气候突变，船在海上毫无目标地漂流。于是，陆祥生命令部队到崇明岛对过的小沙岛、石头沙、茭白沙（今长兴岛西部）就地休整了十几天。于7月19 日，在崇明俞宝祥等接应下，5 艘船终于在崇明二条竖河登陆。

边抗四大上崇明岛后，经常流动到南盘滧、北盘滧、南排衙镇、保安镇、新安镇等地方，开展游击活动，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帮助当地老百姓打击恶霸、土匪。为此崇明地区的老百姓对边抗四大评价很高，称“边抗四大”是“江南部队”或者“林钧部队”。

崇明有一支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简称“崇总”），崇总领导人茅珵不相信边抗四大。因边抗四大撤出浦东时，上海情报组织和八办未给部队确定什么番号，故边抗四大拿不出能够证明部队性质的关防、公章等钤记。边抗四大因此处于地陌人疏、非常困难的境地。

1939年8月间，上海情报组织高原同志又派中共党员杨进到崇明与林钧共同领导边抗四大，他向茅珵说明，自己是上海八办派来的，希望并肩抗日，但茅珵还是不敢相信。杨进再去联系，茅珵不理睬。

1939年8月5日（六月二十日）凌晨4时许，边抗四大遭到日本鬼子围歼，战斗从凌晨4时许激战到下午1 时才结束，边抗四大打死日伪军30余人、日本小队长2 名，还缴获轻机枪1 挺。可是边抗四大牺牲了黄三囡、鲍长根、鲍冬生等9位战士，还有四五个战士负伤。特中秦火生身负重伤，后转移回浦东老家，送院医治无效牺牲。9位牺牲战士被群众掩埋在八字桥东南。当地民众王锺騆带领30 余名热血青年报名参加边抗四大。

不久，边抗四大部队陆续撤出一部分人员回川沙，大队秘书蒋厂牧请示政治领导林钧、周子坚同志，把留崇的120 余人编为一个中队，钱国仪同志为中队长，继续在崇明坚持抗日斗争。林钧经常来指导工作，对外仍称“边抗四大”。

1940年2月7日（1939 年除夕），边抗四大被崇总武力缴械，一部分被缴械，一部分逃走。刘树梅在高声劝战中受重伤，杨文铨和吴侠跑出10 余里路与追来总队部的林钧相遇，林钧动员他们把一部分人追回来。而刘树梅于1940年2月16日终因救治无效而不幸牺牲。

边抗四大被误缴后，不管是融入崇总部队的，还是参加江南新四军的，或者奉命打入伪军部队做策反工作的，都继续为抗日出力。回上海后的林钧，打入汪伪军做策反工作，1944年5月19日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蒋厂牧回江南后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后被匪特杀害。

1940年春，回宝山小川沙的陆祥生被日军诱迫，出任上海特别市保安司令部独立大队上尉中队长，但他还是为苏北地区的新四军建立了多条地下交通线，运送军需物资和部队人员。他还参与了张惠芳部改组为“忠义救国军特种行动总队”成立爆破组，计划实施对上海日军机场、仓库爆破。1945年1月下旬，不幸落入日军魔掌的陆祥生被日军活埋在江湾上海公墓的一个坑穴内，时年43 岁。

因边抗四大成立的背景和名称来历非常复杂，后来等弄清边抗四大的发生、发展、结局真相，是过了40余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