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卫四中”到“淞沪五支队”

1938年，南汇二区区长连柏生为发展抗日力量，准备筹建一支武装部队。连柏生等人在长沟、大沙、五灶、澜港等乡酝酿成立革命武装，但是缺乏一个合法的名义。

这时，浦东国民党散兵游勇团内有一于陶生，自称为忠义救国军四支队支队长。但国民党不承认他的番号，于陶生就联络地方绅士，自称县长兼南汇县抗日自卫团团长，有3个中队，孙运达为团副。连柏生便在8月底通过孙运达取得了“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简称“保卫四中”）的番号。

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中队部旧址

部队没有枪，怎么办？于是连柏生便动员在周浦镇经商的堂姐夫，从他的商团中拿出2支枪。南汇县四团仓镇商人周毛纪也有12支枪，但未能取得合法番号。连柏生知道此事后便找周毛纪商量。双方同意合并，连柏生任中队长，王才林和周毛纪任中队副，有队员20余人。

连柏生等人仰慕保卫二中的纪律严明、声誉良好、群众拥护。他们还到保卫二中去学习，得到周大根等的热情接待和支持。

1938年8月，保卫四中正式成立，地点在南汇县二区。成立不久，中共江苏省委从上海动员一批难民来当战土。中共浦东工委也派了王三川、姚石夷（又名姚祥林）等担任保卫四中政治干部，故保卫四中从建队开始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保卫四中成立后，郁德祥等携带全副武装回到保卫四中。11 月间，保卫四中20人在沈光中、郁德祥等率领下，曾经夜袭驻守在祝桥的日本鬼子，并散发抗日传单。

1939年1月，保卫四中驻盐仓镇西姚家楼房，遭到日伪军袭击，正在镇上查哨的特务长林有璋（林达）负伤，但部队迅速转移，未受损失。

周毛纪原想利用连柏生的番号，作为经商与保护他私人财产的力量。当时部队从地方筹募的经费由他管，但他账目不清，常把捐款作经商临时周转。1939年3月4日（农历正月十四），保卫四中驻在盐仓之西的叶家祠堂里开会时，管财务的人员要周毛纪结账。周毛纪做贼心虚，认为连柏生等故意要他难堪，就佯装请连柏生外出讲句话，待连柏生走出门外，周就用枪抵住连柏生。连柏生立即反抗，夺住了枪，枪就响了，子弹射中旁边的王义生脸颊。旁边的沈光中（一说王三川）当即开枪，把周毛纪当场击毙。

同周毛纪关系密切的忠义救国军第四大队大队长胡振海得到此讯后，立刻派其部队来进攻保卫四中。因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保卫四中决定撤退，向靠近沿海的长沟乡集中，当地群众也很希望他们回去。连柏生考虑到老是撤退也不行，因此就回到了叶家祠堂。胡振海知道后，又派人来打。但保卫四中在楼上，居高临下，胡振海占不到便宜，就撤退了。

为此，连柏生通过忠义救国军第一大队队长李文元跟胡振海从中调解，胡振海看形势对他不利，也就答应不再和保卫四中搞摩擦。

周毛纪被击毙后，保卫四中的领导有了调整，中队长连柏生，中队副王才林，沈光中任教官，下辖2个区队，一个流动队。一区区队长沈光中（兼），区队副张大鹏（兼流动队长）；二区区队长蔡鹤鸣。1939年3月10 日（农历正月廿日），保卫四中由王才林带队，率50多名指战员和边抗四大一起，合力伏击潘家泓从祝桥出来骚扰的日军，帮助南汇县城驻军第一支队李文元部摆脱了日伪的进攻。此仗打死日军4人，打伤4人。保卫四中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徐应哉等6人牺牲，3人负伤，其中区队长蔡鹤鸣的手被打伤。

1939年下半年，敌人占领了奉贤、南汇的大集镇，忠义救国军无法生存下去，于陶生等外地来的队伍逃出了浦东地区，奚庚辛、丁锡三、顾立峰等本地游杂部队，统统投降日军，编为伪军。坚持抗日的只剩连柏生部队，威望逐渐提高。保卫四中通过缴获伪军枪支，并募捐经费，购买了一批国民党军撤退时丢下的枪支，力量得以壮大，活动范围由南汇二区扩大到了全县。中队的名义已经不适用。经过孙运达同意，浦东工委将第四中队改名为“抗日自卫总队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大队”）。

南汇县抗日自卫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部旧址

抗卫二大队大队长连柏生，大队副王才林。军需林有璋，教官沈光中。下辖一、二两个中队和特务区队。一中队长王义生，中队副张大鹏，政训员王三川。二中队长陈静，中队副张晓初。特务区队长由林有璋兼（后为戚大钧）。

1940年初，抗卫二大在二灶泓打了一仗，打死日军一个小队长，汪伪报上登载了此消息，在浦东很震动，但遭到日军报复。

1940年3月，在伪军中的储贵彬派人通知了林有璋（林达）的弟弟林有用日本鬼子要大扫荡的消息，想采取应对措施已来不及了。第二天，日伪军出动了2000多人，把海塘封锁了起来，北起江镇，南迄老港，西至钦公塘，在这东西10多华里，南北30余华里的狭小地区里，像梳子一样来回搜查。一中队区队长林阿本等6人被敌人抓住后当场枪杀。浦东工委委员朱君务与在望海乡同时被捕的其他5位同志因遭到了敌人的毒手而牺牲。周强的哥哥冷涛被一个农村妇女救了下来。抗卫二大把两个中队调离了包围圈，一个中队到周浦活动，一个中队搞了几条船后实行飘海斗争，连柏生同林有璋带一个警卫排到了靠近川沙、南汇交界之处的祝桥东北望海楼附近。日军搜索时，连柏生装病蒙头睡在农民的家中，得到了一位大嫂的保护，才得以脱险。林有用躲在一个牛棚里，敌人见又暗又臭，也就没有去搜。当时敌人的兵力很多，海里还有小汽艇封锁海面，根本无法打。那天敌人还出动了飞机，多亏当天雾比较大，敌人的飞机没有看到飘海的部队。

日军“扫荡”后，中共浦东工委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了浦东的抗日斗争形势，作出了3项决策：（1） 对抗卫二大进行精简，将一中队人员充实到二中队，中队长陈静，中队副张晓初，区队长张席珍、周萍。后因张晓初调至奉贤民福乡开辟工作，由张席珍任中队副。 （2） 抽调王义生、林有璋、潘林儒、郁德祥、张耀明、俞谦等人赴“江抗”教导队学习。（3） 抽调戚大钧、何亦达、朱纪等10多人打入伪六团从事策反工作。抗卫二大拉到了塘西，分散行动。

1940年4月，陈静因工作上屡犯错误而调离，组织上派金子明到浦东，改组了浦东工作委员会。此时，抗卫二大二中队长由张席珍担任，指导员朱亚民，中队副林有璋。

1940—1941年间，抗卫二大陆续派干部连柏生、王才林、王义生、林有璋、沈光中、潘林儒等人到苏、常、太一带谭震林的“江抗”去学习，王义生、郁德祥等后来就留在“江抗”。从这时起，浦东党的关系也改由新四军东路部队党组织领导。“江抗”则派来了金镏声、凌汉琪、夏治行等干部。谭震林还同连柏生谈了话，指出：淞沪地区紧靠上海，环境紧张，因此浦东部队要“灰色隐蔽，长期埋伏”。

为了做到“灰色隐蔽，长期埋伏”，通过统战关系，连柏生同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指挥部打交道，争取得到一个国民党军队的番号。此时，顾祝同的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被日伪“扫荡”时消灭，抗卫二大便改称为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简称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或“五支队”。支队长连柏生，支队副王才林。

抗卫二大（后改称“淞沪五支队”）部分骨干成员（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