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的杰出贡献

        从1937年2月9日起恢复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谈判，经过了很多尖锐复杂的斗争。正如张闻天一开始就预见到的：“主要的关键是实现民主权利”，“民主问题将来在我们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中要成为争论的焦点。”国共谈判是中共争取民主权利，同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的主要阵地，周恩来一直是同国民党代表和蒋介石面对面谈判的主将，张闻天则同毛泽东一起领导了这一持续半年、跌宕起伏的谈判过程。谈判前，张闻天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公开提出了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这个文件是对过去一年国共谈判的总结，又表明了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政治立场。1937年2、3月间，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已持续了一个月的谈判，3月下旬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首次会谈。6月上旬至中旬周恩来同蒋介石在庐山再度会谈。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于7月15日上庐山与蒋介石会谈。8月上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出席国防会议，与蒋介石进行了第四次会谈。所有这些谈判，张闻天自始至终参与了直接领导。这期间，张闻天还多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针对同蒋介石谈判的情况，讨论谈判的原则、条件，准备下一轮谈判的新方案以及要主动提出统一战线的纲领、国共合作的规约、宣言等等战略部署。在谈判开始前和谈判进行期间，党中央又根据形势的变化与谈判的实际情况，就谈判的立场、方针、内容、策略、条件给周恩来及时发去电报，做出明确、具体的指示。这许多电报绝大部分是由“洛、毛”即张闻天、毛泽东联名签发的。

        这次国共合作谈判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在前方的周恩来是正面交锋，机警过人；在后方的张闻天、毛泽东则互相商讨、审时度势、指挥若定、进退自如，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西安谈判后期形势逆转，国民党方面突然节外生枝，制造障碍。张闻天、毛泽东立即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致电周恩来，并通告红军部队首长，指出“绝对不能迁就”，“不能放弃我党的独立性”。在谈判策略方面，针对国民党的“着着进迫”，提出“现应改换姿势”，“向之进攻”。“洛、毛”电报指示周恩来：“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这种魄力和胆略是以对形势的洞察力为根据的。由于张闻天、毛泽东等在政治上采取了进攻的姿态，促成了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的直接会谈。在7月中旬的庐山会谈中，蒋介石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扣住不发，仍不同意在红军改编后的三个师之上设立总指挥部，实际上是不给共产党合法地位。“洛、毛”即于当月20日电示周恩来：“我们决定采取蒋介石不让步不再与之谈之方针”，这一强硬态度也是建立在对客观形势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的。战事发展果然不出“洛、毛”所料，7月底周恩来、朱德、博古在南京谈判时，正值“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危逼南京，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让步，谈判取得成果。在苏区红军方面，保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共产党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又保持了独立性，这就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方面公布中共中央的宣言和次日蒋介石发表的谈话，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国共合作的建立，成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基础，给全国人民抗日以巨大的振奋和鼓舞。

        张闻天在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时，就把运用统一战线的方针路线，实现内战到抗战的转变这一任务作为中心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全党面前。经过近两年在大变动的形势中坚定、机智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胜利的回答。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人物之一，始终处在最前沿的突出的领导者的地位，既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的酝酿、确立、发展、完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又为其贯彻执行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段光荣的历史上，张闻天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尤为可贵的是，他的一切主张全是自觉形成、提出的。他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贡献，是他一生对党、对人民、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张闻天的历史功勋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