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人张闻天

一、遵义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批判错误的军事路线

        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的成功召开，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因而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开始，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责任所作的辩护，作为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首先站出来对错误的军事路线作报告进行批判（亦称“反报告”）。闻天同志的报告，列举事实说明反“围剿”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受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接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扩大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洛甫（张闻天）的提纲（即张闻天报告提纲）和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最后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的地位。

        会议推选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见中共党史出版社修订的《张闻天年谱》（上卷）第170页），并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决议委托常委会审查后发布。

        1935年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因遵义会议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二、张闻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到达延安后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努力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的不久，张闻天于1935年11月17日在瓦窑堡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文中对怎样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提出了明确的观点。11月2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下河滩田家院（即当年张闻天住处），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党史上称为“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问题，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1936年4月20日，闻天同志署名洛甫发表了《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其中第四、第五节强调“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核心”。

        1936年8月10日，闻天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国共关系与统一战线问题，其总结发言围绕“要推动南京进一步向抗日方面动摇”，提出要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

        1936年9月15日至17日，闻天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闻天于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13日在他居住的窑洞中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闻天同志特别强调“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2月11日，闻天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又作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和我们工作的弱点”的报告。

        可见，作为党的总书记，闻天同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国共第二次合作，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因而载入党的史册。

三、主持了193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持了中央的工作，尤其是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的一系列会议。

        1935年1月15日—17日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被推举为党中央总书记。同年2月6日，张闻天就主持召开了担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今后新的行动方针。从1935年2月6日至10月19日，张闻天在长征途中先后主持召开了16次政治局会议及政治局常委会议。1935年11月份，张闻天连续主持了8次政治局会议。12月17日，又在住所主持召开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后发表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推动了革命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1936年，张闻天先后主持了43次政治局会议（含政治局常委会议、常委扩大会议及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7年，张闻天先后主持了38次政治局会议。最重要的一次是1937年8月22日至25日的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1938年张闻天主持的24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最值得重视的是9月14日至27日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围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准备，进行了深入研究。9月29日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致开幕词。

        1939年，张闻天主持了37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及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1940年，张闻天主持了11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1941年，张闻天主持了14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张闻天最后一次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是在1942年1月12日。而会议的内容，是同意张闻天赴绥德及晋西北考察研究。

        1943年3月20日，在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张闻天离开了书记处。

        从1935年2月6日到1942年1月12日，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先后主持了193次政治局会议及中央书记处会议，这是党的历史对一位党的领袖的客观见证。

四、签发中央重要文件

        张闻天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除了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在会上发言、作报告外，另一项重要又十分繁忙的工作，就是签发各类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和电报。

        从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至1938年9月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与毛泽东一起签署了286件致电、致函。从中央文件及往来重要电报的处理中也可看出，身为总书记的张闻天是党内第一负责人。大量文件、要电的处理、签发，可见当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工作之繁忙。而最多的1937年8月1日，闻天同志以“洛、毛”署名发了六份电报，分别致电周恩来、博古、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叶剑英等领导。这一天，还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示内容包括政权问题、土地问题、武装问题、群众工作问题及党的组织与工作问题等七个部分。而8月18日这一天，也以“洛、毛”署名，签发了六份重要电报。

五、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贡献

        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在延安期间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系列会议，签署大量文件、电报的同时，对党的理论研究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除了统一战线理论外，他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的论点，对党的建设、党员的修养等问题也有深入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

        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在宣传、意识形态领域还担任了两个重要职务，一是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二是兼任延安马列学院院长。作为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除了自己动手撰写文稿，经常到基层、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作演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作为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为学院编写《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教材，组织编译《政治经济学论丛》，每周六还给学员讲课、辅导，所讲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战略与策略问题》等专题报告，都补充进《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1939年春，延安新哲学学会成立，张闻天在定期举行的讨论会上发言。

        大量的史实都证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可惜的是，相当长的时间内忽视了这一史实。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在党中央为张闻天举行的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中，首次公布这一史实：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这是尊重历史，拨乱反正的一个英明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