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为上海地下党组装第一部电台

作者 柳和堤 柳和城

《档案春秋》2012年第1期涂胜华文《父亲涂作潮：代号“木匠”》，提到我们父亲柳中爔当年帮助建立中共第一座秘密电台的事。最近，记述解放军通讯史的《历史风云中的红色电波》（张进著，长城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一书，又几次提到父亲名字，让我们回忆起父亲生前曾对我们讲过有关他经历的几件往事。

我家来了解放军首长

1951年夏天某日，我们家所在复兴中路永裕里开进一辆吉普车，车上下来一位解放军首长，来到46号，说要拜访柳中爔先生。弄堂里来了解放军吉普车，可是稀罕事，很快围上许多看热闹的邻居。和堤那时十二岁，正与小朋友玩耍，有小朋友告诉他，你们家来了解放军！和堤马上赶回来，只见后门口一位腰挎驳壳枪的警卫员，拦住去路。“这是我家。”和堤回答说。当知道小孩住在此地，警卫员客气地让开道。和城当时已下楼，我们哥俩在客堂间门外探头探脑张望着，想看一看解放军的模样。

来客叫李强，父亲二十几年前认识他，一起搞过无线电台，此番来访除了看望老朋友外，主要是邀请父亲去北京工作。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亟需各种技术人才，李伯伯了解父亲历史，又知道当时父亲没有正式职业，在为人修理无线电与医疗仪器，希望能到北京工作发挥更大作用。父亲感谢他的好意，但考虑到上有老（当时年迈的祖母尚在）、下有小（我们哥俩尚未成年），母亲又有病，离开上海确有诸多不便，于是婉辞了李伯伯的邀请。李伯伯没有勉强，临别之际留下北京他家的地址，说有事写信找他。不久，父亲与李伯伯通信来往多次。先是为工作问题，按地址给他写了一封信，很快收到回信。李伯伯说已与涂作潮同志联系了，工作问题涂会安排。涂伯伯也是父亲三十年代结识的共产党员朋友，此时正任一机部上海综合试验所副所长，1952年初即招父亲进该所，翌年父亲又转入一机部船舶工业局属下的产品设计室任技师。

父亲1902年出生于浙江鄞县（宁波），六岁时随祖父母来到上海，进徐汇公学求学，毕业后转入大专商科。1923年进法租界工部局报务处当个小职员。他虽是教会学校出身，却笃信科学，对物理、化学尤为喜欢，后来又迷上了无线电技术，经常上博物院路（今虎丘路）大华电器公司（一说“大华科学仪表公司”，一家专营无线电器材兼营外国科技杂志的商店，老板叫陈国平）找外文版无线电书刊。约1929年前后，父亲认识了一位也在那里看书、名叫曾培洪的常熟籍年轻人。那年轻人就是中共特科四科通讯科长、后来担任外贸部长兼国务院顾问的老革命家李强（1905—1996）。其实李伯伯在书店早就注意到父亲，几次上门聊天，谈得很投机。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指令原留日电机专业硕士蔡叔厚和原东吴大学土木专业的李强研制中共第一部电台。当李伯伯知道父亲正在安装能与国外通报的电台时，很想学到此中门道。从此，父亲与这班共产党朋友有了往来。

李伯伯从父亲那里学到电台实际组装和用紫铜管绕电感线圈等零件制作难点技术。在父亲指导下，蔡、李二伯伯画出收发报机电路图后，又到外国人开的洋行定购元件，有美国RCA公司上海经销部、亚美和明远等公司，实在买不到的，他们就请大华公司工人师傅帮忙制作。永裕里46号一时成为特科无线电器材的供应和隐蔽渠道之一，父亲当了一阵“顾问”角色。现在我们知道，当时蔡伯伯和李伯伯搞电台很不容易，首先地点得常变换，其次经费不足。为了解决后一问题，李伯伯找父亲商量，趁第一部电台正式建立前的间隙，又一起组装了几台收发报机，两人以业余电台名义悄悄拿到上海各码头和大轮船上去卖，赚点钱贴补经费不足之苦。资料显示，中共第一台50瓦功率收发报机建于1929年春，离蔡伯伯和李伯伯接受组织任务组装电台仅仅几个月。

1980年代中期，李伯伯已离休，时任中顾委委员，一次和堤奉父亲之命去看望李伯伯。和堤打听得坐落于北京东交民巷李宅，经事先安排，李伯伯接见了和堤。他问了父亲近况，又回忆起当年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认识我们父亲的经过，感慨万分。近六十年时光流逝，李伯伯仍然记忆清晰，没有忘记老朋友。

“你们上级是周恩来吧”

除李强伯伯外，父亲经常提到的还有蔡叔厚（1898—1971）与涂作潮（1903—1984）两位伯伯，都是经李伯伯关系认识的。蔡伯伯好像联系更多更长些。他曾与夏衍等东渡赴日留学，先后在东京电机专科学校和东京工业大学电机科攻读。1924年回国，在上海创办绍敦机电公司，研制生产高周波紫光放电机、霓虹灯高压镇流器等，兼营电机修理业务。蔡伯伯参加革命后，调入中共特科，掩护并协助李强等同志试制中共秘密电台。涂伯伯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任机务员兼机务教员，经李伯伯等认识父亲。胜华老弟根据其父回忆说：“在同情革命的党外人士、无线电发烧友柳中爔的帮助下，父亲和我党第一部电台的制作人蔡叔厚、李强一起，研改特科电台，设法降低发射功率，增加接收灵敏度，进而降低暴露的风险。”可知当时父亲还参与帮助地下党改进电台。

和城与父亲一直生活在一起，一次和城问道：

“当时你知道他们身份吗？”

“开始不知道，后来看出点眉目，因为他们做事都很神秘，来无影，去无踪的。一次我悄悄问蔡叔厚，‘你们上级是周恩来吧。’蔡看了看我，笑笑，没有回答。彼此心知肚明。周恩来名字那时大家都知道。”

“你不害怕？”

“他们都是好人，有本事，肯吃苦。我不参加他们组织，没什么害怕。”不过，父亲也讲起一件“历险”的经历。有一次应约到某处看机器，远远只见几个巡捕房包打听在门外游荡，父亲没敢冒然进去，特地走过又回来，仍见那几个家伙在，于是赶紧回转。第二天得知果然那儿出事了，巡捕房抓走了许多人。年代久远，父亲记不得时间与地址，据我们推测，很可能就是1930年12月17日巡捕房搜捕“福利电器公司”（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事件。那天中共无线电训练班20位教员和学员全部被捕，第二天《申报》上有报道。

蔡伯伯的绍敦电机公司后改名中国电工企业公司，父亲曾任厂长兼工程师、顾问工程师等职。二人来往较多。父亲1956年初撰写的《自传》，称1923年后自研收发报机、试制X光机、人工太阳灯、透视电疗仪等，恐怕都与蔡伯伯有或多或少关系。永裕里建于1925年，父亲是最早的住户之一，上述业余发明大都成于永裕里46号。1931年2月6日凌晨隔壁邻居火灾，殃及我家，三楼父亲工作室焚毁严重，但不久他又重整旗鼓，干了起来。

说到X光机，现在早已不稀罕，可那时国内还很少有。据涂伯伯的回忆说，李强曾偷运进江西苏区一台X光机。1934年10月9日红军开始长征，已装箱的X光机又紧急打开，原来陈毅同志战斗负伤，利用这台机器确定陈毅腿伤碎骨位置，然后开刀治疗成功。这台X光机正是由父亲亲手制作的。父亲生前并不知晓此事，我们也只知道他做过多台X光机，要不是涂伯伯晚年不忘老朋友的点滴业绩而披露于世，这段小插曲恐怕早已湮没于史海之中了。

1966年夏天某日夜晚，一群我们大哥单位（广播电台）的造反派突然上门，声称大哥家有“赃物”转移到此地，问父亲是什么人。父亲亮出退休证：“中国人民解放军1274部队……”领头的楞了一下，看看眼前这位瘦弱的老头，也许他以为该是“将军”级别的人物吧，没敢放肆真的搜“赃物”，让父亲自己拿出“四旧”。于是父亲把阁楼上那些电视机零件，加上祖辈留下的几个香炉、蜡扦让他们拿去了事。

父亲平凡一生中寓有不平凡。1996年末，他以95岁高寿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