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铎等五人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我父亲盛世铎（别名幼宣）是1922年到1926年在上海大学走上革命历程的一名浦东学子。

父亲出身于浦东一个破落家庭的平民子弟。由于家境窘迫，13岁在南汇大团县立第六高小毕业后，得其启蒙老师和革命引路人林钧的勉励和支持，以优异成绩破格考进时称“龙门师范”的江苏省立二师，即现今上海中学的前身，成为一名五年制的“官费生”。

江苏省立二师地处南市文庙附近，学生多来自江浙一带贫困家庭，因此对当时上海地区革命活动策源地、由国共合作于1922年创办的上海大学十分向往。于是我父亲与他同寝室上下铺的同班同学赵翼范等一起，开始以旁听生的身份跨进大海大学的校门。由于我父亲年龄偏小，一度列名于上海大学的附属中学部，并开始接受邓中夏、瞿秋白、萧楚女、恽代英、张太雷等导师的教诲和熏陶。

由于向警予大姐出生于湘西怀化，是土家族人，她讲的湖南官话女工学生有时听不明白，于是我父亲就成为她同进同退的小助手。因为我父亲本身是浦东人，而且他所在的江苏省立二师离浦东也相对较近，为之，他经常亲身领受到多位工人运动早期领导人的耳提面命和言传身教。

不久我父亲与赵翼范、王育文等当选为江苏省立二师学生会的执行委员，成为学运骨干。

1923年，林钧老师在大团县立第六高小受到当地封建落后势力的排挤和迫害，在我父亲提议和接洽下，林钧老师带领其他几位学生周秋萍、郭君毅、赵奈仙（后改名为赵振麟）等来到市区，一起进入上海大学，成为社会学系的同学。其中我父亲与郭君毅各自改名为盛铎和郭毅。

不久，林钧以其杰出的人格魅力和才干在学生群体中脱颖而出，深受老师青睐和同学拥戴。并带领两位关系最为密切的赵翼范和盛世铎，于1924年先后加入党组织。从此，以林钧老师为核心，这一批浦东学子经常聚会于上海大学，结成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学，一辈子情同手足、生死与共的战斗情义。

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爆发。因为带领学生冲破校门、最先来到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前演讲、游行、示威，江苏二师学生会执委赵翼范、盛世铎、王育文等，先受巡警拘押、后被学校除名。随即经党组织安排，盛世铎以插班生名义转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1926年我父亲从上海大学毕业，因其“赤化学生”身份，以致在市区无从谋职。于是与周秋萍、郭君毅等一起返回南汇家乡，开始在泥城横港等地创办崇文小学等，播撒革命火种。

1926年末，北伐战争风起云涌，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迫近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给予响应。林钧当时对外身任上海市工商学联合会和市民协会秘书长，负责协调各方行动、参与武装起义的筹备和指挥。

1926年10月底，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国民党方面恶意封锁前线军情而遭受挫折。为此，林钧当即函召盛世铎从泥城火速到沪，在对外以工商学联合会和市民协会名义行使“三罢”总调度职能的指挥机构中担任文书，成为他身边的直接助手之一。

我父亲到任接手的第一项事务，就是主持中央革命军事学校（即黄埔军校）由广州迁到武昌后的在沪秘密招生事宜。我父亲见机立即为仍然滞留在泥城海边的几位上海大学同学周秋萍（即周大根）、郭君毅、赵振麟以及赵天鹏、宋益三等人代为报名并办妥相关手续。使他们及时到沪领到盘缠、奔赴武昌。这就是至今在泥城当地传为美谈的“五丁凿路”的因由和原委。当时盛世铎负责送行、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坐船登程出发的，还有市区陈释之和一位名叫张去非的景平女校学生。

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林钧当选为上海市民政府委员兼秘书长主持日常事务，盛世铎担任市民政府机要秘书。赵翼范已经担任北伐军连长（一说营长）率部顺利进入上海，转任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和中央保卫局成员，并与林钧、盛世铎等老师和同学重逢。当时周大根、郭毅、赵振麟等几位上海大学的浦东同学仍在武昌。

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上海市民政府与上海大学随即被蒋介石查封，林钧、赵翼范、盛世铎等遭到敌特通缉和追捕。于是根据党组织安排，他们先后撤离上海，转移到武汉国民政府。林钧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秘书长，盛世铎担任劳工部文书，赵翼范在武装部队某部担任指挥员，曾与在武汉的周大根、郭君毅、赵振麟等同学同乡短暂相聚。

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后，形势持续恶化。林钧、赵翼范、盛世铎、周大根和赵天鹏奉命随军奔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林钧担任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盛世铎先在在叶挺十一军政治部、后到中央革命委员会随刘伯承吴玉章担任文书，赵一凡和赵天鹏在贺龙二十军所属同一连队担任连长和司务长，周大根在国民政府警卫团。但是与郭毅、赵振麟、宋益三等浦东战友失却联系。

最后八一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受挫解体，林钧、赵翼范、盛世铎、周大根和赵天鹏等历尽艰难，各自流落回到浦东。随后依旧集结于奉城曙光中学同舟共济、相濡以沫，期间赵天鹏因四团锄奸而遇难，赵翼范改名赵一凡远赴苏俄最后失联。而林钧、周大根、盛世铎，还有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浦东同学郭毅、赵振麟、宋益三等，在空前严重的白色恐怖高压之下依旧不屈不挠、展开斗争。

到三十年代初，上海地区地下党组织被反动派破坏殆尽，党中央被迫迁往江西中央苏区。留存在沪的基层组织只能各自为战、分散坚持活动。

1930年初春，林钧与周大根、宋益三在浦东周浦一同被当局拘捕，分别被判刑七年、五年、三年，并先后由漕河泾监狱次第押解去苏州和南京。

1934年6月，国民政府为孙中山奉安五周年纪念而颁行大赦。改名为盛幼宣隐蔽在七宝孤军奋斗的盛世铎闻讯，费尽周折找到任职于国民党市党部的上海大学同学沈寿亚、吴开先，由吴开先以上海大学同学会的名义运动邵力子、于右任，具函保释当年的上大学生林钧和周大根。终于在第二年开春获保开释出狱，而周大根实际上刑期已满。

出狱后，上海地区地下党内组织关系一时无从接续，于是林钧暂时住到岳母家中，全家总算团聚。然后仍由盛幼宣通过教育局周斐成、潘公展的同学关系，安排林钧前往闸北五卅死难者公墓旁主办五卅小学，同时正式组建上海大学同学会作掩护，聘林钧为总干事，开始在难民收容所、华华中学、华国小学等联络、聚集革命同志，如周大根、郭毅、姜杰、姜文奎等，一起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还利用租界在暑假期间配合协助“江抗”举办“敌后游击战骨干培训班”，并逐步推动各地陆续成立上海大学同学会。

一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潘汉年、吴成方等奉命来沪筹建八路军办事处，并着手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林钧、盛幼宣等才得以接通党内组织关系，始终从属于社会局，为开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武装抗战活动而游走于绝密的隐蔽战线，直至抗战胜利。

而上海大学一直到1983年5月、在中止了整整53年之后才得以重新挂牌恢复。可惜当年这一批出生入死、无怨无悔为中华崛起奋斗终生，从上海大学走出来的浦东学子，都没有能够亲眼看到他们的母校同伟大祖国一起走上伟大复兴康庄大道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