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五大代表杨培生

作者 黄河之

杨培生（1883-1927），化名嫩枝。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蔡路镇人）。其父曾考中秀才。杨培生没有上过正规学校，他的文化基础知识，就是在父亲身边获得的。1906年入上海启昌机器厂当学徒。大约七八年后，他成长为熟练的钳工师傅。1914年底进入浦东祥生铁厂工作。杨培生不久就被厂方提为钳工领班。他为人正直、热心，又肯帮助人，因此，很快就取得工友的信任。

杨培生

在“五四”运动前后，在“劳工神圣”的浪潮中，杨培生已经卷入工人运动，参加了铜铁机器业公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杨培生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很快地接受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革命宣传，自觉地与党建立联系。后来中共在浦东烟厂、纱厂发展工会组织时，杨培生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1925年2月，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杨培生利用自己车间领班的职务，鼓动本厂工匠为支持纱厂工人而实行罢工。他还在浦东各厂奔走，揭露帝国主义压迫工人的种种罪行，动员工友参加声援。不久，“五卅”运动爆发，杨培生迎来了上海区委派到浦东工作的张佐臣、杨之华等同志。张佐臣通过杨培生先后联系了日华纱厂、英美烟厂和祥生铁厂，举办工人夜校，筹建工会，并设立了上海总工会浦东办事处。祥生铁厂工会成立时，杨培生被大家推为会长。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特别是在张佐臣等中共党员的熏陶下，他政治觉悟、工作作风、领导方法渐趋成熟。1925年秋，杨培生经张佐臣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五卅”运动中，许多工厂的工会组织拔地而起。为了加强对这些新工会的统一领导，杨培生根据上海总工会的意图，参加筹建上海铁厂总工会。这是造船业和机器制造业工会的联合体。1925年9月13日，在上海铁厂总工会成立大会上，选出包括杨培生在内的19名工会积极分子为委员。铁厂总工会（简称“铁总”），是上海最早的产业总工会之一。

1925年秋冬，张佐臣在浦东陆家宅开办平民夜校，自任校长和教师。许多实际工作由杨培生帮助主持，他深入附近日华纱厂、英美烟厂，积极动员男女青工入学。许多学员经过党的教育，识了字，提高了觉悟，逐渐成为工会活动分子，有的先后入团入党，勇敢投入大革命的洪流。

在办夜校的同时，杨培生和浦东共青团负责人曾培洪（即李强）等人在花园石桥大街，以工会名义办起一所工人医院，请了两位医生，免费为工人治病，扩大了工会的影响。祥生铁厂党的支部建立后，杨培生任支部书记。

1926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又掀起高潮。在持续四个月的经济罢工浪潮中，祥生铁厂和“铁总”所属的瑞伦铁厂、荣华铁厂先后要求厂方履行“五卅”复工条件，反对克扣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其中祥生厂罢工60小时取得胜利，英商资方接受了工会提出的改善待遇等项条件。祥生厂工会是“铁总”中组织最健全的基层工会。是年冬，杨培生参加浦东部委，负责组织工作。当时，正值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浦东的工会积极分子和党员屡遭逮捕，有些人因害怕屠杀而退缩，党员数量一度减少。杨培生在困难条件下，仍积极联络，进行党和工会的组织发展工作，组织纠察队、自卫军、济难会。经过他坚韧不拔的工作，浦东党员队伍在几个月中就很快扩大，人数从260名增到320名，基层支部增加了和丰铁厂、南洋烟厂、小驳轮等三个，至此，浦东部委下辖支部达11个。

1927年2月，杨培生被选为中共上海区委候补委员。2月16日，他参加区委委员第一次全会，会上决定全市实行总同盟罢工和第二次武装起义。杨培生即发动“铁总”下辖工会，积极准备，秘密筹集武器和加紧训练工人、武装纠察队。他自己也带领工人夜校学生，一起练习使用手榴弹等武器。2月19日，在上海总工会的号令下，实现了全市性总同盟罢工。2月21日，祥生铁工厂、江南制造局、高昌庙兵工厂等金属业工人召开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杨培生为首的13人为执行委员。上海金属业总工会正式成立，就在这次总同盟罢工和起义斗争中，杨培生被祥生铁厂英商老板开除，“罪名”是他在南码头聚众“闹事”。

杨培生家境本来就不富裕，被工厂开除后，经济更加拮据。妻子周筱发，是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婚后，育有6个孩子，全家靠杨培生一人支撑。为了维持生计，坚持革命，他让16岁的大儿子进英美烟厂做童工。即便如此，他还把老家仅有的几亩田卖掉，用来筹购武装起义用的枪支弹药。对工人阶级事业忠心耿耿的杨培生，不久由党组织指定担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并兼任金属业总工会主任。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总同盟罢工，并立即转入第三次武装起义。杨培生是南市区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起义胜利后，南市三山会馆成为工人纠察队指挥所和南市区工会联合会的公开机关。杨培生在这里工作、战斗。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遭到暗害。危难之际，杨培生接替他的职务，代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开展更为复杂艰难的斗争。

1927年召开的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培生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其时，汉口的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领袖不少人都急速地向右转，短时间内，就接连发生了夏斗寅叛变和许克祥叛变的事件。中共中央指示部分负责干部回到有群众基础的东南各省恢复工作。杨培生当即秘密赶回上海。因此未能出席不久后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但仍被大会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杨培生回沪后，立即和张佐臣一起，投入恢复上海总工会的工作。6月下旬，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他任省委执行委员。这时，党和工会工作都已转入秘密状态。原来的干部，有的被打散，有的牺牲，有的被捕。外出活动，有很大的危险性，何况他是被敌人通缉已久的“要犯”！有人劝他说：这种要杀头的事，让那些没有家眷的青年去干吧，你是40多岁而且有妻子儿女的人，万一有个好歹，家里如何交待？杨培生不听这些劝告，不愿离沪到海参崴亲戚家避难。

中共江苏省委一成立，就遭到敌人的破坏。省委书记陈延年等多人被捕。几天后，上海总工会设在四川北路横浜桥和溧阳路附近的两个秘密机关先后被破坏。杨培生、张佐臣等六人不幸被捕。他们先被押送狄思威尔路（今溧阳路）巡捕房，当晚又转押枫林桥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军法处。

在被审讯期间，杨培生、张佐臣均以化名应付。但叛徒指认，身份暴露，一切营救措施都没有效果。杨培生平静地向难友们说：“我们既被捕，只有死而已，诸同志宜各努力奋斗。”1927年7月1日，杨培生，这位坚强忠贞的共产党员、上海工人拥戴的群众领袖和张佐臣在严刑折磨以后，肩并肩走向刑场。临刑，他们“神色自若，高唱国际歌，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杨培生牺牲后，党组织通过济难会，及时派人救济，安顿了他的家属和子女。烈士遗体，由祥生铁厂工人设法运回川沙小营房安葬。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将其遗骨移葬到川沙烈士陵园，供后人永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