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从事浦东开发开放的激情澎湃岁月

　　 　　口 述：沙麟 　　采 访：严爱云 严亚南 孙宝席 　　整 理：孙宝席 　　时 间：2013年8月22日

　　 　　沙 麟，1936年生，江苏如皋人。曾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市外经贸委主任，市外资委主任，市外经贸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90年5月，任上海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成员，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我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学术生涯开始于北京大学物理系，20世纪70现代调往复旦大学工作。1981年至1983年，在美国麻省州立大学（UMASS）做访问学者，从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数值模拟研究工作。1986年被江泽民市长任命为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分管计划、财务和外事工作。1988年至198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沃顿商学院、布鲁金斯学院等考察现代管理。1990年5月担任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正式从事浦东开发开放工作。可以说，浦东的开发开放是上海贯彻邓小平同志“机会要抓住”重要指示，打造一个全新上海的重要途径。现在回想起那激情澎湃、奋力拼搏的岁月，仍然让人情不能已，热血沸腾。

开发开放浦东：改造振兴上海的必由之路

　　 　　开发开放浦东是20世纪90年代正式开始的，但其实在80年代，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建议和规划就已经开始了。那么，改革开放后，上海为什么要开发开放浦东呢？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存在着发展滞后的困境，诸如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城市发展与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的矛盾、加快发展与传统观念以及传统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等，使上海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曾独领风骚几十年的地位趋于下降，急需新的发展空间来引领上海改造振兴。我记得当时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老领导陈国栋为了实现上海的全新发展，组织了“上海向何处去”的大讨论，改造振兴上海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我还记得他在一个会上明确提出：“我们上海是不是要沉沦了，上海是要振兴还是沉沦？”他逢人就呼吁。这是非常发人深省的一个警告，也是一个呼声，一个思索。上海新的发展空间在哪里？上海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已经到了势不可挡的程度，所以对改造振兴上海的研究，对浦东开发开放的研究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进一步由浅入深地向前推开了。

　　大约从1983年、1984年开始，上海市委、市政府就开始提出要开发浦东，这是从整个上海的浦东来考虑的。陈国栋、汪道涵同志很早就把开发开放浦东提升到战略思想层面。当时上海各界普遍认为，开发浦东至少有两方面意义：一是可为上海城市建设探索新路，以老区带动新区开发，以新区带动老区改造，这其实就是后来所说的“开发浦东，东西联动”；二是可作为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重要窗口，加快上海与世界经济“接轨”，也就是要“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其实，开发浦东也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世界已经形成了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要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一席之地，就需要建立像上海这样的经济中心来参与世界的经济竞争。而要建设上海经济中心，就必须通过开发开放浦东，通过“依托浦西、开发浦东、以东带西、东西联动、滚动开放”，最终实现振兴上海、面向世界的目的。而且东进也符合国际大都市发展的规律，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都市都是沿河两岸发展的，而且陆家嘴比较能够解决外滩原来金融贸易等方面的一些功能欠缺。特别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要打破孤立局面，向世界宣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打什么牌？打浦东开发的牌最合适。就像邓小平同志所讲的那样，上海要做点事情，向世界表明我国改革开放是放不是收，浦东开发开放就是抓住了这件事情。把浦东开发开放事业推出来，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

　　1988年朱镕基同志当选上海市市长后，继续筹划开发开放浦东，并对如何开发浦东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在《对浦东开发的几点具体意见》讲话中指出，关于浦东开发的组织领导问题，政企要分开。目前，不要成立单独的政权机构。当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协调领导机构，可以称作“浦东开发委员会”或者“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筹备机构，专人专职来抓这项工作。开发机构要政企分开，要采用经营的方式来开发，可以组织若干个开发公司或咨询公司，还可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为加快浦东开发开放的步伐，朱镕基同志还积极向党中央国务院争取支持。

　　1990年3月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受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委托，带了许多部委办的负责同志，包括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对外经贸部、商业部、中国银行等负责同志，来上海协调浦东开发开放的相关问题，朱镕基同志还作了几次陈述、讲话和汇报。后来向中央上报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情况的几个汇报，包括允许开办外资银行，保税区从事转口贸易等优惠政策，后来上海宣布的浦东开发十大政策实际上是上海和中央前期商量的结果。4月18日，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上海大众汽车成立五周年大会上，正式宣布中央同意上海加快浦东开发，他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开发的帷幕就此拉开了。4月20日至30日，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市长朱镕基作政府工作报告，副市长黄菊作计划工作报告，并且还对浦东开发问题作了专题报告。

　　由于规划的浦东包括了上海市三区两县的部分地域，浦东一时还不能成为一个整体的行政区。为此，在李鹏总理宣布浦东开发后，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统筹协调浦东开发的工作。4月30日上午，朱镕基市长找时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夏克强和市委组织部领导布置任务，要求组织部三天之内组建好浦东开发办的领导班子，要求夏克强三天落实浦东开发办的办公地点，保证开发办正式挂牌开张。

筹建浦东开发办：浦东开发开放的大船由此奋力扬帆起航

　　 　　对于担任浦东开发办负责人工作，开始我并没有思想准备。1990年4月30日中午，我在新锦江宾馆会见外宾后，正准备回机关。这时，新锦江大堂经理匆匆走来说：“沙麟主任，市委有个电话找您。”我马上到大堂接听电话，电话是市委办公厅打来的，请我下午1:30在市委副书记黄菊办公室见面。接完电话后，我抬起手腕看看表，时针已经转过了下午1:40，于是我立即赶往康平路。到了黄菊办公室刚坐定，黄菊同志就开门见山对我说：“镕基同志要我转达，市委决定派你去搞浦东开放。”虽然当时我毫无准备，但我一听是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事情，还是很兴奋，因为李鹏总理刚刚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不久。我对浦东开发开放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清楚，于是就问有没有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材料，黄菊同志顺手把他桌上的一叠资料交给了我，并要我明天就和倪天增同志碰个头。

　　4月30日下午，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在锦江小礼堂举行新闻发布会，我和李佳能一起参加了。会上黄菊副市长代表上海市政府向国内外宣布了浦东新区对外开放的十条优惠政策，包括区内生产性的“三资”企业，其所得税减免按15%的税率计征，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征，三年内减半征收；允许外商在区内投资兴建机场、港口、电站等能源交通项目，允许外商在区内兴办第三产业、增设外资银行，允许外商贸易机构在保税区内从事转口贸易，以及在区内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等政策。朱镕基市长宣布上海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成立，同时成立上海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浦东开发的统筹、规划和协调工作。同时还宣布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定于5月3日正式对外办公。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我拿着黄菊同志给我的一叠材料回家，一头钻进了材料的研究中。边看、边摘，心潮澎湃、夜不能寐，一直看到5月1日凌晨两点多钟。并随手写下了自己对开发开放浦东的感想：从事浦东开发要“奉献、开拓、廉洁、高效、求实”；浦东开发“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人生能有几回搏，这辈子交给它也值得”；“艰苦、创业、奋斗，浦东要大家奋斗，大家奉献”；“浦东的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同志的伟大战略决策，一定要办好！浦东开发，上海的特殊性，一种新的模式。大的框架、大的政策定了，要在创新中开拓、创造”；“要新事新作用，要快速向前，有头有尾，要有纪律，手段要现代化，要精心组织；工程大，时间跨度大，要协同作战，形成合力”……我想，上述想法，不仅是我的心声，它也是众多浦东开发创业者的心声，是我们开发浦东、干事创业的力量之源。我爱人当时并不太理解，她说，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差事。因为浦东开发之初是一片空白、一片荒凉，但我接受任务时确实是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下决心把浦东开发开放的事情办好。

　　5月1日上午10：10，我就到了外滩12号市政府办公大楼，与具体分管浦东开发的倪天增副市长碰头，他先交给我一份他手写的关于浦东开发办公室组织领导机构及领导人员名单，具体内容如下：浦东开发领导小组组长为黄菊，副组长为顾传训、倪天增，成员单位包括市计委、建委、科委、外资委、人民银行、规划局、土地局等委办局以及“三区两县”等。浦东开发办公室领导班子成员建议人选为我和李佳能等，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目前先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随着工作的开展再逐步分开。机构组建工作要先挂牌、先工作，后完善。浦东开发办公室下设办公室、综合规划处、工程规划处、政策研究处，还有信息处（包括信息资料处、宣传接待处）等，领导小组设立顾问组。紧接着，我们商量的第一件事就是决定浦东开发办公室指路牌的制作，决定在延安东路隧道出口处离浦东开发办公室700米、200米处各竖一块绿底白字的指路牌——“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中英文对照，以方便投资者。指示牌连夜就做好挂出，第二天就醒目地出现在浦东开发办公室附近。这个指示牌不是一般的指示牌，而是像现在的交通指路牌一样，很大，具有广告效应。这是浦东开发开放要启动的第一个信号，浦东人都奔走相告，兴奋得不得了。

　　为了让从事浦东开发的同志们有个办公场所，急需解决办公房子问题。这件事由夏克强同志负责，他在陆家嘴地区选址，当时还在黄浦区工作的胡炜陪同他找房子。他们转了一圈，黄浦区给的房子都不满意，后来偶然发现了浦东大道141号浦东文化馆沿马路的一幢墙壁斑驳的两层小黄楼，觉得很好。其实，说到“141”还是蛮有意义的，其谐音就是“一是一，二是二”，要实事求是的意思。我们搞浦东开发开放，就是要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5月2日上午，我、李佳能与第一批参加浦东开发办工作的共13个人见面，大家互报家门，心情激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大家就像是一个突击队，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团结在一起。

　　5月3日，这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浦东开发办公室挂牌的日子。虽然要到下午4:30左右才正式举行挂牌仪式，但是从当天清晨起，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就陆续不断赶到浦东大道141号，询问有关投资情况，争敲浦东的“大门”，洋溢出对浦东开发的极大兴趣。上午8:30，浦东开发办公室迎来了第一个客商——香港宝丽安实业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姚伟权。他走进挂牌前的这幢坐落在绿树掩映中的办公楼，征询有关投资事宜。姚伟权的老家是浦东，他看上去40多岁。他在香港一听到开发开放浦东的消息，就特意乘飞机从香港赶来，想在家乡投资办厂。虽然浦东开发办公室还没有正式“开业”，但工作人员却破例给予详细解答。此后，前来咨询的外商络绎不绝。仅当天卜午，就有日本古贺交易株式会社等五批外商前来上门咨询、洽谈。追踪的“热线”电话甚至跨洋越海从国外打到了我的家中。

　　上午10:30，我作为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的负责人，在一间朝南的办公室接受了新闻媒体的采访。有记者问我上任后有什么打算？我回答说，浦东开发开放是党中央、国务院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大动作。不仅对上海，而且对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建设都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任务艰巨，为此我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办公室的同志来自四面八方，但大家都怀着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为了浦东美好的明天，我别无所求，但愿是一头拓荒的牛，做一颗铺路石子。人生能有几回搏？党教育我们这么多年，现在能为浦东建设做一点点工作，也算不虚此生。搞好浦东开发建设，决心要大，作风要实，所有工作都要做到高效率，要把过去工作和管理中拖沓的毛病扔到太平洋中去。其实，现在我们开发办的运转已经体现了这种作风。浦东开发办的人员来自各部、委、办、局及其他单位，但调令一下，三天内这批精兵强将都到齐了，工作班子就搭建起来了。浦东开发办用房原为浦东文化馆行政办公楼和仓库，然而从搬迁、清理、油漆、绿化到交付使用，只用了三天时间，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浦东速度”，搞开发建设就需要大力提倡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做到新区、新事、新章（规章制度）、新办，不能像以往那样墨守成规。关于浦东开发的大政方针，市委、市政府领导4月30日已向国内外明确宣布了，我们这个办事机构目前的主要职责，是把浦东开发的规划、政策具体化，并组织协调浦东开发的起步工作。最后，我强调，浦东开发这一跨世纪工程只有紧紧依靠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领导，依靠各兄弟部门支持，依靠全市人民的支持，我们的工作才能有所作为。

　　浦东开发得到全市的支持。在浦东开发办筹建过程中，方方面面都大开“绿灯”。办公楼选定的当天晚上，建筑工人就搭起了脚手架，把内外墙粉刷一新；园林工人“五一节”加班为办公楼栽花种树，美化四周环境；邮电工人在两天内为办公室装电话，接通了线路。在浦东开发办筹备过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普普通通的市民对浦东开发的真心拥护和无私支持。我举一个小例子，5月3日清晨，家住在浦东六里乡的瓷砖厂工人王培德来到办公室，他不顾家中父母和妻子多病，拿出500元人民币，表示要为浦东的开发尽一份微薄之力。浦东开发真是牵动全市人民的心啊！还有农民表示要捐出自家的房子和地，我们真是得到了很多支持。

　　凡是前来采访的记者都奋笔疾书，把最新的消息传递给广大读者。离挂牌还有一点时间，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就开了个短会。由于办公楼是由浦东文化馆的一幢两层的旧式楼房改造的，下层是仓库，阴暗、潮湿，散发着阵阵霉味。为了“遮丑”，我们就把下层过道用一块门板挡住。朱镕基同志看到门板很奇怪，就问我里面是什么，我说是杂物，霉味太重，所以要挡一挡。朱镕基同志推开门板向里面看了一眼，指着黑洞洞的过道说：“不要用门板挡住过道，要让来开发办的人看一看，我们浦东开发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开始的。”朱镕基同志对“外”是从不遮“丑”的，其实这种实事求是、不刻意回避矛盾和问题的做法有助于树立上海良好的形象。

　　下午4:30，浦东大道141号，一幢毫不起眼的两层小楼前，原本宽畅的马路，被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市民和一辆辆满载宾客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当浦东对岸海关大楼悠扬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正式挂牌。朱镕基、黄菊、倪天增都出席了挂牌仪式，夏克强主持挂牌仪式。浦东开发办公室就这样开始运转了，主要人员的分工如下：我负责分管对外宣传和接待，李佳能负责城市规划，黄奇帆负责政策研究。此后不久，经上海市委老领导胡立教推荐，杨昌基从河南调来担任浦东开发办主任。浦东开发开放的大船，从这里扬帆起航了！它为一个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梦画上了一个句号，又为一个跨世纪的伟大工程敲上了第一枚铆钉。

全力以赴推进浦东开发开放：无愧于人生能有这回“搏”

　　 　　浦东开发办公室成立后，开始时只有13个人，后来增加到64个人。浦东开发开放之初的工作条件非常辛苦。当时，浦东开发办还没有食堂，我们就在浦东中心医院食堂搭伙吃饭。有时工作时间晚了,就到路边的一个小摊上吃一碗牛肉拉面。吃的次数多了，摊主就专门给我们开发办的人员准备碗筷，防止交叉用碗筷导致被传染上肝炎。办公条件也很艰苦，我们几个主任、副主任挤在一间办公室，每天接待来访客人，有时饭都顾不上吃，靠的就是这股劲！当时《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采访报道浦东开发开放，开始他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力度和进度是有怀疑的。一次他在上海市外办采访我时，我就问他有没有兴趣到浦东实地看一看，这个记者答应了，于是他就和我们一起到浦东中心医院食堂吃饭。这个记者看了我们浦东开发办的实际情况，很感动，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报道，说53岁的上海浦东开发办负责人沙麟，带领63名工作人员，脚踏实地地工作，完全没有官僚主义作风，是真正干事业的人。

　　浦东开发办是上海改革开放的窗口，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也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窗口。国内外一下子把目光聚焦到上海，聚焦到浦东。前来浦东考察、咨询、探路、投资、参观调研的人，都由浦东开发办来接待。上至部长下至普通人员都来浦东开发办调研或看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交通银行总行总经理戴相龙都曾经来浦东开发办视察考察。日本的很多财团也来浦东考察。我们的工作量真是大啊！工作成效也很显著。从5月3日至6月1日，共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批次人员访问浦东。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李显龙也带团来到浦东开发办考察，我把一张浦东规划图摊开来给他们看并进行讲解。在黄浦江的游船上，李显龙和他的几个部长问我：“你们这么大的规划，什么时候能完成？”他们持观望的态度。仅仅过了五年，1995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到浦东考察，这时的浦东已经大变样了，一个以崭新面貌出现的新浦东屹立在黄浦江东岸。吴作栋赞叹地说，已经搞得很好了，他提不出什么意见。

　　由于我负责浦东开发开放的宣传接待工作，所以通过新闻媒体全力为浦东开发开放鼓与呼是我的分内之事。1990年5月15日，即开发办挂牌两周后，香港《文汇报》上海办事处召开“浦东开发开放专题研讨会”，专程来沪的香港文汇报副社长陈伯坚主持了研讨会，上海各领域的10位专家出席了研讨会。我做了题为“建设全新上海的契机”的发言，分别刊载于1990年5月18日和19日的香港《文汇报》，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影响。我在发言中讲到，我们要把浦东开发开放作为建设全新上海的契机。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开发浦东、开放浦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它不仅仅是上海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而且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里程碑。只有通过开发开放浦东，发挥上海这么一个有着综合优势和强大工业基础城市的作用，充分利用我们国家经济优势，利用各方面最有实力的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才能形成中国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开放格局。其次，要用新方法加速新陈代谢。前几天，《华盛顿邮报》驻京首席记者采访我，他讲，有朋友对他说，上海是一个半老徐娘，想要恢复她的青春，就要对她涂脂抹粉，或者搞一些整容手术。我对他说，你这个想法是彻头彻尾的不对。从上海来说，是有着她光荣的过去，但由于历史条件，这些年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工业基地和加工中心。而以开发开放浦东为契机，上海不是整容，而要以全新的方法来加速她的新陈代谢，使之越来越健康、越年轻。就像一句广告词所说的那样——“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第三，要正确认识浦东改革开放和东西联动的关系。开发开放浦东可以形成一个全新机制，带动整个上海的开放，使上海在国际的大循环、世界经济的大潮流中去经受冲击。开发开放浦东不是单纯地疏解浦西的压力，而是要发挥浦东的龙头带动作用。通过发挥浦东新改革、新政策、新运行机制的先行优势，把浦西带动起来。所以我非常赞成这样一个提法，新区、新事、新章、新办。只有这样，才能以新的东西突破原来的东西，通过浦东浦西联动开发，真正形成一个西太平洋的金融、贸易和多功能的城市明珠。第四，必须加速度开发浦东。从物理的概念来说，不仅要追求初速度快，更要重视加速度快，这就要求我们在政策设计上、在开放问题上、在基础设施和其他软环境方面，也要缜密规划、完整设计，实现加快发展。要从我们的国情、市情出发，充分吸取已有的开放区和开发区的经验，充分地借鉴国外的成功模式，使我们少走弯路。经过我们的大力宣传，浦东的窗口效应和焦点效应充分显示出来，到1991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一周年之际，共有来自五大洲3000多批15000人次的客商踏上了浦东的大地。 　　浦东开发开放也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在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正式挂牌办公后，《纽约时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新闻通讯——《向世界展示中国仍在大搞经济》；同年9月，《洛杉矶时报》也以《为低迷的上海倾注活力》为题，大幅报道浦东开发的现实意义。

坚持高起点规划：加快重点功能区开发建设

　　 　　浦东开发开放初期重点开发三个功能区，即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后来加上张江高科技园区，就成为四个功能区。这几个开发区的功能定位在一开始就是很明确的，就是一个搞金融，一个搞出口加工，一个搞自由贸易，一个搞高科技产业。金桥出口加工区共2平方公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核心区0.7平方公里，外高桥保税区也有2平方公里，最初的开发区都是一片荒凉。当时我们到金桥现场考察的时候，那里真是一片农田，还有一片高压线。另外就是外高桥，泥巴太多，车子开不进去，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泥巴把我长筒靴拔掉了。所以，按照朱镕基同志的想法，整个开发区是要规划先行、重点开发、综合开发。

　　那么，为什么要规划建设这几个开发区呢？ 　　把陆家嘴地区规划为金融区很好理解，因为与陆家嘴一江之隔的外滩原先就是金融集中地，所以，在陆家嘴发展金融，就与老市区联成一体，组成一个金融中心、信息中心；金融上去了，整个城市就活了，资金也有了，这是浦东新区开发建设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再者，陆家嘴的区位优势明显，因此要充分发挥其级差效应，使开发效益最高。而且陆家嘴一线要搞得比浦西还好，更有特色。因此，我们在陆家嘴地区规划的总的指导思想是，一定要周密地规划，要从整体考虑，很超前，千万不能求快，急功近利。打个比方说，如果一块西装料剪了一部分做了别的东西，你整个的高档衣服就做不起来。总的来看，陆家嘴地区规划最慢，要求也非常严格，我们借助国际智力，搞出了一个关于陆家嘴地区的国际一流的城市形态规划以及交通规划，最后才形成今天这个样子，包括规划了中心轴线和绿地，另外还有几座大楼，有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等。比如规划东方明珠，当时上海广电局局长龚学平来找我看东方明珠模型，几个模型放在浦东江边的一个小地方，经过比较和综合后，就成为我们现在比较中意的那种样子。我说东方明珠一定要规划好，要在21世纪站得住脚。后来龚学平同志说，老沙强调过，东方明珠的规划建设要经得起21世纪考验，事实证明是站得住脚的。陆家嘴地区的许多项目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标准定得高，现在发展得非常好。

　　金桥出口加工区是中国唯一的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开发区。那么，为什么要搞金桥出口加工区？因为当时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我们出口的产品比较粗糙，以纺织产品、轻工产品、土特产为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上海外汇奇缺，许多东西都要创汇指标，而且换汇的成本很高，出口开始也很困难。这首要的原因是体制上的障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产品结构不行，低附加值，好多是原料型的，比如土特产，都是一箱一箱出口。像中药，出口时不值钱，但是人家一加工、一分装，一下子就身价百倍。服装也大量出口，但创汇很少。江泽民同志当上海市市长时，强调上海能不能形成拳头产品。朱镕基同志要求浦东发展现代化的、资金密集的、技术密集的、劳动市场量广、原材料能耗少、出口创汇能力强的工业。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提出并实施外贸出口的“龙头计划”，发展带有支柱产业性质的、附加值高、深度加工的产品，包括航空设备、化工设备、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等。当时觉得提高我们产业的国际消化能力，首先是一定要参与国际交换，其次要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出口创汇能力。所以，金桥出口加工区的汽车产业就变成了我们的支柱产业，汽车马上就升级换代，成为高端产业链的一部分，参加国际产业链的构成。1992年、1993年我们的外贸出口，总讲要考核指标，但是达到100亿美元是很困难的。到了1995年、1996年的时候，不用担心，因为外资企业都搞起来了，都是外向型企业，不仅生产的产品主要出口，而且也改变了我们的产业结构。从而使上海在先进制造业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对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换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外高桥保税区就是商品进入到这个区以后境内关外免税，保税。现在讲要搞自由贸易试验区，其实早在那时候就提出建设外高桥自由贸易区了，朱镕基同志就讲要建立自由贸易区，是用英语讲的，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就是搞保税区。规划张江高科技园区主要是考虑到上海的改造和振兴不仅要靠传统工业，而且还要有高科技产业。当时是有意识地进行规划留出这么一个地方，当然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是以后的事情了。

　　要建设开发区，需大量的开发资金，但钱从哪里来？如何才能筹得启动资金？这是首要问题，需要创新工作思路。当时每个开发公司向工商银行贷款200万元，作为开办费，但这点钱搞浦东开发是远远不够的。后来成立投资公司，但不能走政府投资的老路，要政企分开。为了促进浦东开发开放，朱镕基同志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包括在加快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上做一些新的探索，以及采取股份制的办法推进综合开发等等。根据朱镕基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不断想办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在土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上做文章，就采取了资金空转、土地实转的路子，从向政府要钱转到了向市场筹钱。一个平方米价值60元钱。当时可能是每个公司一共得到两个亿。具体的方式是，由市财政局按土地出让价格开个支票给开发公司，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本投入；然后开发公司就拿了这个支票到土地局，就把这个土地给转让过来；转让过土地之后，土地局就把支票上缴财政。当然，扣掉一部分上缴国家。回来后，我们开发公司就把土地拿来参股，由开发公司出面把中国商业银行在海外的金融机构引进来，组成中外合资公司，一起来合资。当时就和香港中银集团、招商集团等分别成立联合公司，所以就有了外高桥联合开发公司、陆家嘴联合开发公司等，这样就形成了资金滚动。实际上在这点上黄奇帆同志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自告奋勇地具体操作。真是观念一新，土地成金。这些合资公司利用引进的钱搞基础设施开发，变“生地”为“熟地”，然后一块土地一块土地去批租。浦东三个开发公司实质性启动就加快了步伐。现在看来，浦东四个开发区定位比较准确，开发得非常成功。

积极向海外宣传推介浦东：甘做开发开放浦东的铺路石

　　 　　向海外宣传推介浦东，这是我作为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的应尽之职。尽管我的职务后来发生变化，先后到市外资委、市政府、市人大工作，但我对开发开放浦东的关心和热情并没有改变，真心做开发开放浦东的一颗铺路石。

　　1990年6月8日，以市长朱镕基为团长、汪道涵为顾问的上海经济代表团访问香港，出席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沪港合作展望研讨会。朱镕基同志作了两个讲话，主要是说明上海要向世界开放，并出席在香港富丽华酒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朱镕基同志在会上回答了记者关于开发开放浦东有关的提问。朱镕基同志强调，开发和开放浦东，是中央的战略决策，说明我们中国仍然在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我相信这个战略决策必将促进整个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地区，以至中国经济的发展。朱锫基同志还指出，关于上海开发、开放浦东，其特殊政策与厦门、深圳相比，基本上差不多，但自身的特点有四个：第一，我们要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工业区，以自由港为目标，这个政策在目前中国已经存在的特区里还未有过。第二，我们推进金融开放。上海要引进外资银行，开放证券交易所，把金融搞活，上海是把它作为非常重要的开放内容来对待的，这些都是上海经济发展的润滑油。上海要建成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第三，对吸引外国企业家直接投资方面，我们也有一些改进的办法。第四，在土地的有偿转让和开放房地产市场方面，我们也有一些灵活的政策，作一些新的探索。我们展望浦东发展的美好前景，增强了香港各界人士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关注和参与热情。15日，我们上海经济代表团一行又访问新加坡，主题还是推介浦东开发开放。朱镕基同志在新加坡的讲话中讲得更透了，他说浦东新区的特点是不“特”而“特”，“特”中更“特”，在讲到保税区时他就用了Free Trade Zone，当时我们这里叫外高桥保税区，但是他讲的是自由贸易区，又用的是英文，巧妙地避开了用中文讲“自由贸易”的麻烦。就是说当时浦东的目标和战略取向也是很明确的，已经瞄准了现在进行的自贸区建设，所以我们到欧洲后首先看自由贸易区，后来到其他地方也看一看自由贸易区。在香港和新加坡期间，朱镕基同志还做了很多考察工作，包括住房制度改革等，还听了很多意见。回来后，朱镕基同志说，我们要认真地听，包括一个图章的政策，有人反映根本不是一个图章，尽管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确实在推进这项工作。7月7日，应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邀请，以市长朱镕基为团长、汪道涵为顾问的中国市长代表团访问美国，在访问结束后，又在美国作了停留，宣传浦东开发开放。朱市长的出访，是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很好宣示和宣传。

　　7月，我随副市长倪天增率领的上海市友好代表团及上海浦东开发专家团、上海城市开发专家团访问日本，出席上海市、大阪府友好交流十周年纪念仪式，举办大型研讨会宣传浦东、推进合作。倪天增和我详细地介绍了浦东开发的独特优势和具体规划，向出席会议的500多名日本政界、企业界及有关人士展示了浦东开发的诱人前景，引起日本企业的强烈反响，使浦东成了大阪企业界的热门话题。会上有一位大阪制造商提问说，大阪与上海是友好城市，能否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优惠条件？这时，我回答说：“对此，我们一视同仁，不过老朋友来了，我们会更热情地接待的。”我的回答，引起了会场上一阵轻松的笑声。11月，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邀请，我作为“中国讲师团”的成员再次访问日本，出席由日本“日中技能者交流中心”主办的日中经济说明会。我在日本三个地区就浦东开发、建设世界一流的新区以及外高桥形势等给日本经济界、工商界进行巡回演讲，日本各地工商企业界人士、日中友好人士踊跃参加，交流反响也很好。

　　1991年4月3日至27日，朱镕基市长率上海市代表团应法国、德国政府和友好城市邀请，先后访问了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德国等西欧六国（共七座友好城市）。我和徐匡迪（时任上海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叶龙蜚（时任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陪同朱镕基市长访问。这次出访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向西欧六国的政界、商界、金融与企业界广泛宣传我国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经济持续稳定、和谐发展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形势，特别是“八五”期间我国改革开放的重点——上海浦东新区的建设宏图，以及各项优惠政策，希望六国政府积极支持本国银行、企业参与浦东开发。这次出访，代表团在西欧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朱镕基同志应邀在荷兰作“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主题报告，访问了七座友好城市。各国政府、友好城市和企业、经济界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接待规格高，接触面广。由于日程安排紧、活动频率高，每天都安排六至九档活动，坐汽车访问根本来不及，一些西方著名的大企业为了争取代表团能去他们工厂访问还派了专机、直升机，以节省旅途时间。常常是当天早上飞一个地方，回来，下午再飞往一个地方。经我国驻外使馆安排，应邀会见各国政府总理、副总理、首相、议长、副议长、欧共体副主席、各国外交部部长以及外贸、经济、邮电等部长共24位政界人士。我们访问意大利时，意大利总理刚刚解决组阁的问题，马上就会见朱镕基同志和代表团成员，表示要为全面恢复和发展意中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而努力。代表团还与各国金融界、企业界、贸易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通过情况介绍会、报告会、工作午餐、早餐等多种形式，向他们宣传中国、介绍上海，特别是具体讲解了浦东开发开放的规划和各种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引起了各国经济界人士的浓厚兴趣。在法国雇主协会组织的报告会上，原来只发出不到100张票，结果来了近200人。西班牙企业家组织联合会的午餐会，虽然只邀请16人出席，但都是该国银行、航运、冶金、机械、电子业的巨头，席间他们轮番提问，并愿意组织代表团访问上海、访问中国。此外，各友好城市均热情而详尽地介绍了我们感兴趣的各方面问题，并对上海港的建设、改造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在法国访问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代表团乘坐直升机从巴黎飞往法尔马通核电站集团参观，刚开始时天气晴朗，结果到了阿尔卑斯山区，突然飞机上空乌云密布，风雨大作，没办法飞了，飞机的油耗也很厉害，油快用完了，最后飞机被迫降在山顶上的一个小学操场上。天气极端恶劣，学校里也没有人。怎么办？是回去呢还是继续往前飞？朱镕基同志大将风度，坐在那儿一声不吭，临危不惧。他不干涉，让专业人员和法国外交人士来判断。结果法尔马通核电站集团传来消息，还是非常希望我们去，他们所有的领导人员都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天气稍微好转，我们又继续前行。这次代表团访问成果显著，各国政府先后表示，将用政府贷款或出口信贷支持本国企业参与上海的投资或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各国银行、金融界对在上海开设分行、开展业务十分感兴趣。荷兰的鹿特丹银行、法国的巴黎国民银行、德国的西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等一再回顾它们与中国金融界的长期合作关系及对中国重大项目提供资金、贷款的历史，并表示要尽早到浦东开设分行。 　　1991年4月29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同意朱镕基辞去市长职务。4月30日，黄菊同志找我谈话，宣布朱镕基同志的决定，徐匡迪到市计委工作，我到市外经贸委、市外资委工作。离开浦东开发办后，我继续通过出访海外国家和地区，或者会见各国元首、政要及商界领袖来宣传浦东，推动外资投资浦东，为浦东发展献计出力。

　　1992年4月27日至5月14日，我随黄菊同志访问美国、日本。当时黄菊同志带了两个代表团，一个是中国代表团，团长为黄菊，副团长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韩叙，应美中协会邀请访问美国。另一个是上海市代表团，应世界银行、美国旧金山市和日本大阪府大阪市邀请，出访美国、日本。到了纽约总领馆，当时适逢《中美联合公报》发表20周年，三位美国总统，包括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以及前总统尼克松、卡特都发来贺电祝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来会见我们。举行晚宴时，黄菊同志除了讲中美关系外，就讲浦东。到了华盛顿，黄菊同志又讲浦东，他还向来宾介绍了浦东新区内的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开发区、陆家嘴金融区的开发和发展情况。在日本访问期间，上海市代表团还是讲浦东，有力地宣传了上海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心和美好前景。1992年12月7日，我又陪同黄菊同志访问英国和我国香港，在英国做了很多工作，在香港跟李嘉诚签约，包括和南洋酒店签约，而且作了很多考察。1994年5月25日至6月6日，我陪同吴邦国书记访问美国、加拿大，然后访问古巴。在美国、加拿大访问期间，也接触了很多银行以及沃尔玛等大企业集团，借机宣传浦东开发开放。 　　除了出访之外，我还积极会见海内外嘉宾。从1992年开始，我参与会见、接待了150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议会领导，包括时任圣彼得堡第一副市长、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其中很多人都是来看浦东的。1993年至1996年，会见243位跨国公司（海外的、全球性的）的董事长、总裁，他们都是到上海和浦东投资的。1992年至2002年，我会见过340多位跨国公司首脑，就推进浦东开发开放、申请举办中国上海世博会、吸引外商投资等事项进行会谈，为推进上海改革开放尽心尽力工作。

　　作为一个曾参与过浦东开发开放初期工作的“老人”，我不管是在任上还是退下来，都始终心系浦东开发开放，可以说，浦东开发开放的事业已经融入我的生命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