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迎二十大 档案颂辉煌
——浦东新区引领之路在线史料展
周恩来早年在上海发表时间：1927-03-21 19:13来源：政协头条 1920年11月7日上午，22岁的周恩来从上海黄浦码头走上“波尔多斯”号邮轮，赴法国留学。当天，《时事新报》登出《大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放洋》的消息，“周恩来”出现于所列浙江学生名单。这是周恩来首次看见黄浦江，以后的峥嵘岁月中，他又在申城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镇定指挥起义 初春时节，上海法租界马路旁的梧桐树枝逐渐绽绿。在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553弄）一幢沿街并带庭院的三层楼房里，青年工人们聚精会神地听课；周恩来指点着墙上的大比例申城地图，向大家讲解着作战路线，以及如何自我掩藏和巧用火力。这里就是秘密举办的工人纠察队训练班。  复兴中路553弄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上海工人纠察队  年轻时的周恩来 起义胜利后，上海各界代表举行市民代表会议，组成临时市政府。周恩来对此感到高兴，并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同从汉口来申城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宋子文见面时，还积极呼吁支持临时市政府。 1928年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出席会议。11月上旬，他返回申城。随即，他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尽力使中央各部门完善，并整顿党的情报保卫机构；为了适应险象环生的环境，又着手健全秘密工作制度，实现秘密机关“社会化”和“家庭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据黄玠然（当年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回忆：“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有一个两楼两厅的房子，就是中央的一个机关……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那时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按：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凡是中央各部门大的事情，主要的由恩来同志解决问题。”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后门牌为石门一路336弄9号，遗址位于今石门一路、南京西路东南侧转角附近）系一幢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当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属于处理中共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地方；周恩来几乎每天要去这个“中央办公厅”，及时听取汇报和解决问题。 由于受条件限制，中共中央各机构不得不分散于多处。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设于上海闹市中心的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二楼，这里紧靠熙熙攘攘的四马路(今福州路)，隔壁是热闹的天蟾舞台，又有诊所为邻，便于掩护人员进出；周恩来常到这里办公，有时召集会议。距此不远的浙江路（今浙江中路）112号二楼，是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周恩来曾在这里同中共顺直、云南、浙江等省委负责人商谈工作。北成都路（今成都北路）丽云坊54号则为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遗址位于今静安雕塑公园东侧），周恩来也常去处理各种事务。周恩来在百忙之中，还亲自为中央直属支部的《支部生活》撰写文章，如在第三期上就有他以“伍豪”化名发表的评论。 1930年春，随着党组织的发展，中共中央各部门往来的文件不断增加，其中不少涉及党的最高机密。4月19日，中共中央在《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信》中，规定“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到保管处保存。”至夏秋间，在周恩来建议下，筹建中共中央阅文处，主要保存：中共中央决议、纲领、宣言；党的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对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红军军事文件；党内出版物等。 1931年初，因积累的档案资料已很多，周恩来提出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整理、保存的意见，并委托瞿秋白起草一个条例。瞿秋白欣然从命，拟定了《文件处置办法》，对如何进行分类、整理、编目、保存作出明确规定。在最后又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周恩来在《文件处置办法》上作了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文件处置办法》对红色珍档的妥善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批阅的《文件处置办法》 1931年4月，顾顺章（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在汉口被捕叛变，供出党的大量机密，使驻沪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在此紧急关头，周恩来挺身而出，经陈云等全力协助，机智果断地采取一系列应变措施，使党避免了重大损失。 国民党当局对周恩来恨得咬牙切齿，先是下达通缉密令，接着发布悬赏缉拿启事，但始终未能得逞。因而，其又使出更阴险的手段。黄慕兰的《回忆“伍豪启事”始末》记述了1931年12月去见周恩来的情景：“他嘱我注意健康，又表扬我成功地营救了关向应同志，然后对我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他已经叛变自首了，问我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他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我在书桌旁凝神思索了一会”“便马上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敝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周恩来看完，觉得很满意。”周恩来在落实此事后，很快便奉命离沪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从1932年2月16日起，国民党当局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连续登出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党组织在采取有关措施的同时，又按周恩来已同意的方案派人与律师陈志皋联系，而他认为由外国律师出面更合适，并推荐了法国律师巴和，其事务所设于上海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41号6楼5号。于是，在3月4日，发行量最大的《申报》以醒目标题登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这则使用“周少山”（周恩来别名）名义的启事措词巧妙，让人看出是对着“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来的，并明确对它加以否认，还申明此“伍豪”非彼“伍豪”。该启事既揭露了真相，又不易被抓到把柄。所以，国民党当局向巴和逼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轻松地回答：“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 就这样，国民党当局的险恶阴谋被粉碎。当年参与造谣的中统特务组长黄凯后来透露：“有一次中统骨干张冲和我谈起C．P.（共产党）经济困难，可能有许多党员动摇，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脱党启事（是不是顾顺章的主意？），由张起草《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由我派人送登上海各报。哪知毫无反响，好久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相反，《申报》上却由一位大律师代伍豪发表声明。季源溥（中统侦缉队长）警告《申报》史量才不应刊登，史居然拒绝。他说：‘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争分夺秒工作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南京谈判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上海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设立办事处，对外称“周公馆”。 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旧址 1945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发给华中局的急电稿中，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添加了“立即建立群众性及《新华日报》上海版两种报纸公开出版”之语。9月14日，周恩来又与毛泽东联名致电华中局，其中指出：“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可去上海等地工作的如范长江、钱俊瑞、阿英、梅雨（益）等要多去、快去”。当时，董必武代表解放区到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尚未返回，周恩来就致函委托他选购一台新型的卷筒印刷机。奉命进行具体筹备的徐迈进一到申城，就按照周恩来的嘱咐迅速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设立了收发报电台，配备了精干的编采班子，还在南市租下了印刷厂用房和部分设备。这样，《新华日报》上海版的筹备已基本就绪。但国民党当局以各种借口加以阻挠，《新华日报》上海版最终未能面世。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机智地决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通过航空寄到上海发行；立即在沪另行注册英文版的《新华周刊》；将党创办的《群众》杂志从重庆迁至申城出版（由半月刊改成周刊）。这两份周刊积极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和政策，广泛报道国内外政治新闻，成为重要的革命舆论阵地。  周恩来在“周公馆”会客室主持记者招待会 9月21日，周恩来邀请文艺界朋友在“周公馆”进行座谈，洪深、梅兰芳、周信芳、巴金、郑振铎、柯灵、黄佐临、欧阳予倩、金焰、于伶、赵丹等五十多人出席。周恩来与大家亲切交谈，气氛十分活跃。他着重谈了文艺方向等问题，认为文艺只要不脱离时代和群众就一定能生根和发展，就一定有光明的前途，勉励大家：“为了争取胜利的明天，一定要坚持进步，多做工作。” 10月19日，上海文协等发起召开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出席了这一文化界盛大集会，并在演讲中说：“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的问题。今天，我要在鲁迅先生之像前立下誓言：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翌日，他与各界人士一同到万国公墓祭扫鲁迅墓，亲手在墓旁栽培了松柏。 同年秋，周恩来在“周公馆”接见《联合晚报》总编辑陈翰伯，语重心长地说：“在上海这个地方，由我党直接经办的报纸仅此一家，一定要注意斗争策略，要千万坚持下去，能多办一天就是一天。”《联合晚报》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以市民最关心的民主、民生问题为重点，大量报道和谈情况，并揭露国民党当局镇压民主运动和一再破坏停战协定的卑劣行径。 在“周公馆”，周恩来还曾宴请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等许多民主人士，阐述党的主张；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向她介绍国内局势；招待电影界人士，漫谈进步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接见几位漫画家，建议可发表些反映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社会漫画……总之，他每次逗留申城，都抓紧处理好有关谈判事宜，然后再争分夺秒地开展别的工作，这种竭诚为党奉献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办事处全体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