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级小厂到全国村级第一个上市公司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住在川沙县黄楼乡的界龙村（今属浦东新区川沙新镇黄楼社区）。1962年，我初中毕业，回家乡种地。那时家里穷，生产队也穷。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我与村里干部商量后，于1968年办了一个小小的五金厂。但经营了几年，市场不大。1973年，我们创办了一家印刷厂。我和乡亲们欢欣鼓舞，不禁忆起界龙创业的往事……

        1978年，是我们界龙创办小印刷厂的第5个年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我们也似乎一下子迎来了好运。我们大胆接下了上海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一笔外贸出口手帕包装盒业务，为国家增加出口创汇22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外贸部还特地派出摄影师丁师傅到我们这个村办小厂，为我们全厂职工拍摄合影予以鼓励。

        1984年，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和四号文件，明确指出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外部环境的转好，让一直埋头苦干的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畅快。那个时候村办企业可以说是没有周末的，我们基本上7天都泡在工厂里，或者在外面跑业务。凭着这种自然迸发的激情，企业获得了较快发展。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开始变得剧烈起来，我的压力在不断加大。外国人说中国的商品是“一等商品，二等包装，三等价格”，就在我们界龙所处的黄楼乡，冒出来60多家印刷厂，低质低价竞争十分厉害。面临这种现实，一个想法在我心中激荡：我们要升级，不能只做一般的小印刷厂。我们把目光投向了世界最先进的德国海德堡胶印机。但是在那时，好机器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1987年的时候，我们要进口这么大型的机器，要国家机械工业部审批。机械工业部审批谁家的呢？当然是国有企业的！乡镇企业的不批，明显的不公平，让我感觉很难过。这时，我的老朋友——上海外贸进出口公司的老王，给我指了一条出路。我到了北京，找到中国包装进出口公司，说我准备把界龙股权的40%送给你们。就这样，我们用公司40%的股份换回了高档设备的进口权和外汇额度。这台机器来了以后，成了我们的宝贝，为我们增光添彩。上海市的22家外贸公司，全部跟我们建立了业务关系。

        1990年12月19日，上海市长市朱镕基在浦江饭店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的第一声锣，时代正在掀开新的一页。我们准备上市发行股票，这样的想法与政府开放市场的政策不谋而合。1994年2月24日，“界龙实业”在上交所正式挂牌上市，开了中国村办企业上市的先河，赢得了“中国乡村第一股”的美誉。在4个月的时间里，界龙实业的股价从开盘12元的价格迅速攀升到32.6元以上。“界龙实业”的成功上市使企业的发展驶入了快车道，界龙从一个小小村办工厂蜕变成了一个拥有9家印刷企业的现代印刷城，树立了自己在印刷包装领域的领先地位。1999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费孝通视察界龙时欣然题词“界龙印刷独领风骚”。1998年7月 1日，我还作为民营企业家代表在上海受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接见。

        上世纪90年代末，乡镇企业由于产权不明晰导致的弊端和矛盾日益显现。就在川沙镇，霞飞等几家曾经赫赫有名的乡镇企业先后倒闭。在我们界龙，有的业务员私拿好处，个别管理人员试图侵吞集体资产，“公”与“私”的斗争也很激烈。那时候，威胁、恐吓围绕着我和我的家人，有人还四处寄匿名信诬告。最让人感到难过的，莫过于自己多年的努力遭到一些乡亲的怀疑……产权不明晰，人人有份，人人没有份。这样的境况下要求生产关系一定要理顺。2000 年，浦东新区作出了加快农村改革的决定，计划将浦东辖区内的5000家乡镇企业全面改制。区委书记、镇长开会的时候就说了，大型的企业也要改制……上级领导把这话讲到了我们心坎里。我们根据国家政策制定了改制方案，对产权和股权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并更多地考虑到了村民和职工的利益。对于企业来说，改制后产权的明晰使得界龙成为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现代企业，我们的压力减轻了许多。企业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营者、所有者和管理者，经营者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也空前提高。在新的世纪里，界龙如同一条巨龙获得了腾飞的新动力，企业规模迅速扩大，如今已成为年销售收入超过20亿元的集团企业，名列中国印刷包装前十强。

1994年2月24日，至今已有26年，弹指一挥间。我们是做事业的人，除非不做，做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一定要向前发展；而这个时代，在经历长久的阵痛之后，也获得了新生和成长，赋予了弄潮者难得的历史机缘，使我们能够不懈地追逐自己的梦想，描绘五彩斑斓的世界。

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见费钧德1998年7月